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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国民之母话语与其女性想象
[摘 要] 晚清,先觉者们纷纷引进西方的政治学说来救亡中国,论述新“国民”成为梁启超构建民族国家观的重要途径.“国民”一词盛行之后,“国民之母”的话语也顺应而生.“国民之母”话语让原本严重丧失基本人权的女性转而被圣神化,而话语背后也蕴含了男性启蒙者们强国保种的政治意图以及对女性“母亲”角色的期待.
[关键词] 国民； 国民之母； 女性想象
[中图分类号] I206.5[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1763（2014）04—0093—05
战争之后,清王朝走向衰亡,晚清知识分子试图通过引入西方的政治学说来改造中国,随之而来的是臣民观的瓦解和新的民族国家观念的诞生.严复所引进的天赋人权、契约立国、进化论等学说以及梁启超宣扬的民族国家学说都深刻影响了世人.20世纪初的人们已经开始有了以主权意识为核心的民族国家观念：“夫国者何物也,有土地,有人民,以居于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制法律而自守之,有主权,有服从,人人皆主权者,人人皆服从者,夫如是,斯谓之完全成立之国”[1],而“完全成立之国”必须由既有主权意识也有服从意识的“人民”来建造,这样的“人民”即可称之为“国民”.
一“国民”的出现：由“臣民”到“国民”
“国民”一词早在先秦《左传》中就已出现,历代典籍中也屡次提及,但其涵义仍然是中国传统意义的以君王为本位的 “百姓”“臣民”的同义词,清末知识分子根据日译汉词再引入的“国民”一词则是指以国家为本位的国民.日译汉词可以反映出日本知识分子在翻译西方著作时重新打造新的民族国家的政治意图,日本学者池上荣子认为：“明治日本在吸纳西方政治观念时,并没有将citizenship与citizen译作‘市民权’与‘市民’,而是将之译作‘国民’,这种语意上的偏移,透露出近代日本的国民建构,未尝以一个相应的‘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 ）为基础,而是与其国族打造（nationbuilding）的历史进程紧密相关”[2].日本知识分子将citizen译成“国民”,是因为他们更倾向于德国学派理论的注重国家主义的“国民”,而不是英法的以个人为本位的“公民”,而由于这种多文化的跨语际实践,再传入中国则难免会产生语义的模糊和杂糅,因此中国的“国民”一词受日本影响同时又结合了晚清知识分子政治意图、同样是以国家为本位的“国民”之义,虽然“公民”一词也常出现在晚清的报刊文章中,但此时与“国民”的含义并无差别.
1899年,梁启超的《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之前途》一文给“国民”一词注入了近代意义,指出中国国民缺乏国家思想的现状,“民不知有国,国不知有民”；而国家的竞争实际上是国民的竞争,救中国需要国民的觉醒,“以此与前此国家竞争之世界相遇,或犹可图存,今也,在国民竞争最烈之时,其将何以堪之”；此文还首次对“国民”做了完整的描述,“国民者,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也,国者积民而成,舍民之外,则无有国,以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定一国之法,谋一国之利,捍一国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国不可得而亡,是之谓国民”[3],从国家与国民之间的权利与义务的角度对“国民”一词进行了较全面的解释.梁启超1902年开始发表的《新民说》进一步完善了“国民”观,“新民云者,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二新之”[4] ,详细阐述新国民应该具有的特质：公德、国家思想、权利思想、自由、自治、进步、自尊等等,集中表达了他对新国民的要求.新的国民观既有“采补其所本无”的西方近代思想如英法的传统、德国学派的民族主义和国家思想、日本的知识分子翻译西方译作所加入的自尊、自信的思想以及武士道精神,又有“淬厉其所本有”的中国传统思想,相比自由权、财产权,中国人更看中的是参政权,“有国家思想,能自布政治者,谓之国民”[5].这种新的国民观很大程度上打破了人们传统思想中的君臣观念,激发了人们对于民族国家的憧憬,梁启超正是通过转化“臣民”为“国民”的方式来实现救亡中国的意图,而他的主张让同时代的知识分子都意识到“国民”一词具有突破性的政治意义.在梁启超等晚清知识分子的倡导下,围绕“国民”的论述成为当时的流行话语,许多报刊社团都以“国民”二字命名,如《国民报》《国民日报》《国民公报》等等,以及上海的国民公会.
二“国民之母”的出现：由“英雄之母”
到“国民之母”
围绕“国民”的论述之所以能盛行一时,是因为近代中国一直处于列强的欺凌中,面对西方和日本的强盛,中国知识分子试图将古老帝国构建为现代民族国家,中国的前途都寄托在中国国民的身上,而女性作为国民组成的之一,必然成为新国民的塑造对象.中国的女权运动与现代民族国家总是缠绕在一起,而对于塑造女性的论述则夹杂着男性启蒙者复杂暧昧的心态.“女权”一词同“国民”一样,是清末引进的新词汇.1900年 《清议报》上译自日本的福泽谕吉《男女交际论》一文是目前考证出的最早提到“女权”二字的文章；1902年马君武翻译了斯宾塞所著《女权篇》,这是中国第一次刊行的有关女权的译著,此书明确提及将国家如何对待女性视为国家文明程度的判断标准,“女权”成为了女性解放的旗帜和口号；1903年由金天翮所著的《女界钟》一直被世人强调为首部倡导女权主义的著作.由此可见,正是在男性话语的主导下才开始了关于女权的种种表述.
男性在论述女性解放时有着启蒙者的优越心态,批判女性的愚昧落后成为一个起点性的论述基调.早在1897年梁启超就发表过《论女学》,这篇文章被誉为 “中国女性解放的萌芽”[6],对中国女学的兴起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梁启超是通过使用负面性论述来建构了女性的形象,数落女性的种种落后特质,批判女性不学而分利,甚至将中国的落后直接转嫁为中国妇女的落后,“然吾推及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人不学始”[7].虽然此文论述基调是从批判开始的,但当梁启超谈及女性的母亲角色后,笔调开始有了微妙的变化,梁启超《论女学》中呼吁新女性成为有知识、能担当起胎教和蒙养的母亲,“故治天下之大本二,曰正人心,广人才,而二者之本,必自蒙养始,蒙养之本,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必自妇学始,故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8]其后,严复于1898年译《天演论》,引入了优生学进化论的思想.母亲这个生物学角色独具的生育能力让女性得到重视,女性是延续民族血统、强国保种的母体,担负了民族国家的再生产的责任,为了种族的繁衍和优化,母体显得格外重要了,这种女性作为母亲可以强国保种的观念被当时的知识分子广泛接受和传播,论述女性的话语开始发生巨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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