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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舆论界论知识分子
[摘 要]“五四”以后,由于文化价值系统被打破、知识分子出现过剩现象以及不能在抗战时期上前线作战三个原目,使得舆论界开始关注知识分子的命运和出路.在民国时期中间派知识分子所办刊物中,民国舆论界大都认为“知识分子”都是有罪于国家和人民的.为寻找知识分子在新时代的转变和出路,舆论界在民国时期就喊出了“到人民当中去”的口号.民国舆论界认为知识分子到“人民”当中寻找出路的主张,直接为1949年建政后一系列知识分子政策的顺利推行做好了自身准备.
[关键词]民国舆论界；知识分子；出路
[中图分类号]K25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1763(2011)05－0137－05
我们以民国时期中间派学人创办的杂志为资料来源,发现一个很惊人的现象,在“科举制度”废除之后,舆论界并没有马上对废除这个与知识分子紧密相连的制度作出激烈的反应,也没有马上深入关注自身在此后命运的转折和变化,这个舆论界的平静一直到“五四”以后才被打破.在抗战胜利后的国共内战时期,舆论界对知识分子的讨论依然不减,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这个时期的关注主要集中在知识分子的出路与改造上面,并最终以“到人民当中去”的口号赢得广大知识分子的认同.
为什么舆论界在“科举制”废除后一度沉默,而在“五四”之后才兴起了对知识分子的讨论?讨论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其结果为什么是以“到人民当中去”赢得广泛认同?我们试图在本文中解释上述问题.
一、民国兴起关于知识分子讨论之原因浅析
“科举制度”废除以前的士大夫阶层,是整个社会文化的支撑柱石,其社会地位除了元代等少数时期外,都是位于四民之首的,他们是整个社会文化与社会价值的解释者、传承者,同时还垄断并独占了社会的文化和价值系统.退而为师是很多士大夫的一种选择,但同时,通过科举的层层选拔,士大夫可以出仕做官,这条道路被认为是他们展现完美人格和实现自身价值的唯一道路,士大夫的优秀典型：提倡“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做了官,主张做“第一等人,第一等事”的王阳明也曾做官,读书与做官是不可分的,整个文官系统也被士大夫所垄断.因此,“科举”废除之前的士大夫,进则为官,以实现孔孟之道为理想；退则为师,以保存儒家价值系统不受破坏.
“科举制”在1905年被废除之时,清政府并没有在价值系统上取缔儒家,清帝下令“废科举”时,明确读经之重要性,并要求进入新学堂学习的学生以读经为首要任务,读经讲经温经不可放松：
今学堂奏定章程,首以经学根柢为重.小学中学,均限定读经讲经温经晷刻,不准减少；计中学毕业,共需读过十经,并通大义.而大学堂、通儒院,更设有经学专科；余如史学、文学、理学诸门,凡旧学所有者皆包括无遗,且较为详备.盖于保存国粹,尤为兢兢.所虑办学之人,喜新厌故,不知尊经,则虽诸生备谙各种科学,亦仅造就一泛滥无本之人才,何济于用.
因此,在废除“科举”之后,知识分子作为社会文化价值系统的维系者和传承者,并没有马上被打破.到了1914年底,民国政府教育部在《教育部整理教育方案草案》中,仍然强调“各学校宜重视训育,以孔子为模范人物,不宜偏重知识一方面”,并且采取孔子之言为旨归,明令全国新学堂遵照执行.文化和价值系统没有被打破,则没有触动整个文化和价值系统承载者、保存者和传播者的知识分子之根本.
然而,这种现状并没有保存多长时间,现代性在中国逐步显现它强大的力量,知识分子开始面临一个全新的由科学和技术重构的世界新秩序.小农经济被打破以后,工业化带来的现代经济,使商人阶层开始从以前不受重视的地位逐步上升,在社会的重新洗牌中走到社会的中心地带.而晚清军事学堂的出现,培养了一批精良的军事人才,如北洋系将领冯国璋、段祺瑞、曹锟、吴佩孚等军阀,都是由天津武备学堂培育出来的.在军阀混战的中国,军人也逐步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势力走到社会中心.此外,随着工业化程度的逐步深入,现代化的传媒如报纸、杂志、广播等渠道,在慢慢改变人们的既定思想,也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医生、律师、新闻工作者等新兴职业的从业人员,都以崭新的面目出现在社会中,他们和军人、商人一起,与传统的知识分子争夺社会资源,传统的士农工商四民社会对社会阶层的传统划分,也开始发生了变化.1919年兴起的“五四”运动,在文化上逐步打破了“儒家一尊”的局面,人们开始怀疑被祖辈们信仰了数千年的价值系统,甚至喊出将这些价值系统完全抛弃的口号.知识不再被垄断,价值系统也逐步被打破,知识分子也不再是社会阶层金字塔尖的人物,既不能在知识和价值上享有独占地位,也不能在社会地位上独占垄断地位,知识分子开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其次,可以肯定的是,“科举制”的废除,打破的是士大夫的“学者与文吏一体”的模式,原本应该使知识分子在职业选择方面,有了更大空间.但是,由于受传统影响,知识分子在择业方面,非政即教,不愿意从事其他工作,逐步造成20世纪20、30年代知识分子过剩的现象.知识分子在择业方面的非政即教的狭隘性,在“科举”废除后长时间地被保留了下来.民国教育部曾指出当时受教育者在择业方面的选择状况：
受农业教育者不适用于国中之农业界,受工商业教育者不适用于国中之工商界,受医业教育者不能使一国医学之进步改良,其他特种专门教育亦复类是.此项学生多供职于官商以自活,甚且弃其所学而嬉焉,则所育成皆废材也.
官本位的思维方式长时期地存留在知识分子的头脑中,即使政府在制度上设立了适应现代性的新学堂,但毕业后的学生,仍然无法打破根深蒂固的“读书即为做官”之思维痼疾.这种现象造成了上世纪30年代知识分子过剩的局面,“一般知识分子生活皆竞竞奔营于军政界,至于教育,年来且为是一般知识阶级认为退身的地方.知识分子在生产事业上既无大量之出路,于是其所能厕(侧)身生活的,非政即教,非杨则墨矣.”大量过剩即出现贬值,贬值则使知识分子的地位岌岌可危,所以知识分子开始反思自身命运,并希望维系自身在这种过剩和贬值的年代中不被淘汰,找到今后的出路.
最后,在抗日战争时期,知识分子不能如同军人一样走上战场,也不能像后方各阶层那样进行经济建设.他们像是忽然失去了用武之地,并开始怀疑自身的价值,希望通过对自身进行批判,来挽救知识分子自身的命运.由此,知识分子首先开始检讨自己：“一般无知愚民的意识落后或认识幼稚,不足为耻,可耻的是自明站在领导民众地位的智识分子.将士们拼命的在前线为国牺牲,壮丁们大批的在各地开始补充兵训练,但是我们呢?我们有否把全副精神真正武装起来?有否像战士们同样地发挥过最大效力?”更有甚者,则认为知识分子“只利用了自己在国家民族中之优越地位,尽量的播散恶的种子,本身对国家民族应负的责任,却一无所尽.”种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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